鄭培凱先生做客南開日本研究講座

2019911日,應我院之邀,著名文化學者、香港非遺咨詢委員會主席鄭培凱先生做客南開日本研究院,并作題為《唐宋茶道與中日傳承》的講座。院長劉岳兵教授主持講座。外國語學院劉雨珍教授、日本研究院郭循春老師等出席講座。

鄭培凱先生首先就茶道在中國的形成進行了詳細論述。鄭先生重點指出了陸羽及其《茶經》在茶道形成上的重要地位。陸羽雖出身低微,然其對茶的濃厚興趣及刻苦鉆研,使得他得以將原本用于解渴消暑的茶上升到了“道”的境界。陸羽將煮茶的用器、用水、用火、場所及各個步驟都賦予了一定的規則及程序,使得飲茶成為一種陶冶心性的精神享受。比如,在用器上,陸羽不僅發展了一整套用于茶道的器具,并且在這些器具的使用上也極為考究。他強調越窯青瓷類玉、類冰,所盛放的茶翠,而邢窯白瓷類銀、類雪,所盛放的茶丹,因而越窯青瓷要由于邢窯白瓷;他將茶“性寒”的特點與培養人的道德情操聯系起來;他還強調煮茶時水與火的重要性,主張“活水”、“活火”,等等。這些論述都體現了陸羽將飲茶考究化、藝術化的努力。總之,陸羽所開創的唐宋茶道開茶道之始,不論是在風格上還是物質載體上都對中國后來的茶道以及日本等周邊國家的茶道產生了重大影響。鄭培凱先生接著講到了中日茶道的傳承關系。鄭先生指出,日本在對中國茶道的傳承上存在著時間差。唐宋之茶道在宋元之際才傳入日本,而興起則是在明清時期,同樣,明清煎茶道之傳入又要等到清朝中期以后。這一時間差對于理解中日茶道之間的不同具有重要意義。茶葉在奈良時代便已傳入日本,然而茶道在日本的興盛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平安時代末期(中國遼宋夏金時期),僧人榮西、道元帶回了茶種與茶具,并寫下了一些關于茶道的著作,為日本茶道奠定了最初的基礎,是為日本茶道的產生期。圓爾辨圓和南浦紹明來宋,在徑山認真學習了種茶及制茶技藝,回國后傳播點茶藝和茶宴禮儀,使日本茶道更為規范。然而將茶道真正發揚光大的,則是室町及戰國時期的村田珠光、武野紹鷗以及千利休三人。尤其是千利休,他不僅發展了茶室這一茶道的空間,并完善了茶道的程序,其總結的“圓靜清寂“理論也對日本思想產生了,他也被認為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鄭先生接著以日本“天目碗”稱號的來源為例,說明了在中日茶道傳承的過程中存在的一些訛誤。“天目”本是日本僧人前去中國學習的場所,后被引申為對福建建窯黑釉碗的訛稱,再后來甚至成為了對于所有黑釉碗的稱呼,出現了各式各樣、各種名稱的“天目碗”。這導致了日本人對于黑釉碗的認知與中國人出現了很大偏差。這種訛誤,鄭先生將之稱為“美麗的誤解”,它一方面使得中日茶道出現分歧,并最終形成不同的風格特點,另一方面也為實際的茶道研究帶來了一些困擾。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中國一些工匠再次拾起了原先被認為只殘存于日本的黑釉碗制作,并在制作技術取得了顯著的成果,這也體現了中日之間茶道乃至文化之間的交流至今仍在繼續。

鄭培凱先生在講座的最后,總結了中日茶道間的不同。他指出,中國的茶道多元,日本的茶道單一;中國茶道存在歷史變化,唐宋與明清的茶道異途,而日本的茶道承襲宋代寺院抹茶傳統,基本未變;中國茶具與茶儀經過重大變化,而日本的茶具與茶儀基本未變;中國茶道因制茶技術而變,日本則否;中國茶道因多元而趣味紛呈,日本則謹守教規;中國具有生活趣味性,日本則遵守宗教儀式,中國茶道開放、活潑、創新,日本茶道則嚴謹、封閉、守舊。然而,這兩者又有著緊密的聯系,它們都源于陸羽的啟示,都注重對于精神境界的追求,它們都是東亞文化交流的見證,都是人類文化的瑰寶。
講座結束后,我院及外國語學院的師生與鄭先生進行了熱情的互動。學生們就戰國大名對于茶道與茶道家的矛盾態度、盧仝的“七碗茶詩”在日本的流傳及演變等提出了疑問,鄭先生對同學們的提問都做出了親切而耐心的回答。此外,劉雨珍教授也就日本茶道封閉性、保守性的原因,以及戰國大名以對茶道家的態度與其政治訴求和對堺的控制之間的微妙聯系做出了重要補充。中日文化交流是日本研究的重要課題。鄭培凱先生的此次講座,對于我們進一步了解中日茶道的源流,了解中日茶道間的交流過程,以及了解中日兩國茶道上的差異,無疑具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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