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南開日本研究的傳統與特色——寫在《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出版之際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9年9月25日



在南開大學建校100周年之際,以日本研究院為中心、集全校日本研究者之力,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和南開大學出版社共同出版的“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以下簡稱“文庫”),第119卷已經付梓刊行。以一校之力,一次性刊出如此大規模的日本研究叢書,這在出版界和日本研究界恐怕都不是一件小事。文庫的出版,至少對于我們反思百年來南開日本研究的傳統與特色,提供了系統的素材。



南開與日本的關系是百年中日關系的一個縮影

南開學校的創始人張伯苓,其教育救國的理念就始于中日甲午戰爭的戰敗,當時他從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到通濟輪上實習,1898年親眼目睹不日之間威海衛“國旗三易”,從日本到中國再到英國,由此痛感“自強之道,端在教育”,“終生從事教育之救國志愿,即肇始于此時。”后來南開中學、南開大學等南開系列學校的創立和發展,與嚴修、張伯苓對日本和西方辦學經驗和教育思想的學習考察有密切關系。僅就南開大學的發展與日本的關系而言,可以說這種關系正是近代以來中日關系的一個縮影。近代中日關系的重大歷史事件不僅深刻影響了南開大學的發展,而且在南開大學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跡。

眾所周知,南開大學就是在五四運動的聲浪中醞釀誕生的,南開學生周恩來、于方舟,是天津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張伯苓也極力支持這一愛國運動,這表現在他主張免除因為參加運動的學生所耽誤的期末考試。他說:“此次學生奔走呼號,純系愛國之確證,于假期內猶復勤勞不休,其心可見,其志可欽。至若期考一項,本屬驗明學生所讀之書是否心會,現所做之事,非心會于平素可得乎?故余意,及期考一項準予免除。”(《南開日刊》第21號,1919628日)南開學校雖然屬私立,但其辦學精神,如校訓“允公允能”所示,乃以“公”字當頭,強調立為公之志向,南開創建于國難之中,其目的在于“育才救國”。

如何為百年南開分期,當然見仁見智,祝曉風將南開一百年分為八代人(祝曉風:《南開,一百年,一座學校和八代人》,載《中華讀書報》2019717日),自有其道理。如果簡單地從體制上區別,或許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從南開大學創建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是私立南開大學獨立辦學時期;1937年校舍被日軍炸毀,與清華、北大聯合辦學,從長沙臨時大學到西遷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時期;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回天津復校,從1946年開始改為國立南開大學的時期。這里僅列舉私立南開大學獨立辦學時期與日本的關系幾例,以見當時復雜而漸趨惡化的中日關系之一端。

192711月,南開大學成立滿蒙研究會,日本外務省十分關注。據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所藏資料顯示,192847日至59日張伯苓校長率領研究會成員考察東北三省,當時的天津總領事加藤外松,將其每天的詳細日程于出發前一日都報告給外務大臣田中義一。在加藤看來,“南開無論是從沿革還是資金方面看,美國的色彩都相當濃厚,而且屬于當地排日的急先鋒”,由此懷疑滿蒙研究會也接受了美國的資金支持,是為美國對滿蒙各種問題進行調查的機構。但是鑒于張伯苓此行盡量避免于日本方面的聯系,而最近在資金等方面也不斷在接近日本,由此建議日本官憲對張伯苓一行不要采取監視的態度,滿鐵也最好在協商的基礎上不要做得太醒目,還是為其提供各種方便為宜。而當時奉天日本總領事代理峰谷輝雄在417日給外務大臣和天津總領事對張伯苓此行的秘密報告中透露,說奉天日本總領事館警察從滿鐵公所所長那里聽說,張伯苓此行乃是美國駐華公使邁克莫瑞授意,被派遣去為美國將來的對滿政策收集資料,為此接受了一萬五千元的報酬,報告最后也說此情報真偽不詳。繼而在海龍、安東、長春、哈爾濱、牛莊的日本駐華領事機構對張伯苓一行都有報告,還保留了422日在長春自強學校的講演記錄和29日在哈爾濱的記者招待會講話大要。

此次東北之行,除了偕天津滿鐵囑托遠山猛雄同行,一路都有日本人的眼線跟蹤。長春領事永井清在52日的報告書中就提到,422日張伯苓在自強學校的演講,大概是因為注意到有日本人的新聞記者混入聽眾中,所以講演沒有什么過激言論。有意思的是,隨此報告所附的講演要旨中的記錄中有這樣的描述:“現在日本人的論調認為東三省為特別區域,說蒙古是蒙古、滿洲是滿洲、漢土是漢土,應該分開(此時自強學校校長給講演者提示了一張什么紙條,講演的口氣稍微有些變化),但是我認為決不應該分開。”自強學校校長的提示也許是迫于某種形勢,而講演者也善解人意,講演的口氣使聽眾能夠感覺到稍有變化,但是他講的內容和主旨并未為形勢所動,其接下來所言中日兩國如果以誠相待或能實現東亞共存共榮,如果只是口頭上的共存共榮,中日兩國將來都難以存立。這自然也算不得什么“過激言論”。而29日在哈爾濱談到組織滿蒙研究會的原因,其中一點即為“須挽回滿蒙利權,對滿蒙產業進行實際的研究”,中文的文獻里似乎也沒有這樣明確的提法。

當時南開大學屬于私立,爭取資金和外援當然是關系到學校發展的大事,日本也是爭取的對象。1930年張伯苓為南開的科學教室爭取設備,日本外務省從本年度的“對支文化事業”項目中特別援助近三千元,以寄贈顯微鏡等相關理化儀器。后來進一步為充實科學館(范孫樓)的科學儀器設備爭取日方援助,日本政府又于次年提供了四百五十磅用于電池使用的硫酸。資金方面,何廉在1930年通過日本著名經濟學家福田徳三等向日本政府為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申請三年的研究經費(每年兩萬元)資助,最后沒有批準。盡管有福田徳三的推薦信(1930415日致對支文化事業部長坪上貞二函),但所言主要是從學術交流和合作的意義上談,認為資助何廉研究團隊有利于“促進中日兩國學術合作”,最終坪上以此項目與日本的文化事業“稍異其趣”為由放棄了。在師生學術交流和調研方面,1928年,南開大學學生赴日視察旅行的申請沒有批準,但是南開大學傅恩齡教授的短期赴日研修項目(日本鐵道運輸交通事務視察研究)得到批準(經費五百圓,鐵路交通免費)。1929年南開大學教授職員(黃鈺生、翟桓、?乃如、喻傳鑒)日本視察申請也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經費千六百圓。邱宗岳、傅恩齡同行,經費南開大學自理)。

日本政府之所以給南開以上述種種設備、資金上的援助,當然自有其目的在。最為顯著的,當屬天津加藤總領事1928823日給對支文化事業部長信函中所言資助傅恩齡的事,在介紹了傅恩齡為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學士,并在研究生階段從事鐵道會計研究之后,這樣寫道:“南開大學屬當地美國系的學校,學生中排日風潮高漲,該校采用其為商科教授,著留日學生出身教授之先鞭。再看該校組織滿蒙問題研究會,任其為主任主宰該會,值此之際,他是最合適的補助候選人。”日本政府也覺得此事于“對支文化事業有意義”,所以才資助的。

在當時的日本外務省文書中,多次提到南開學生“與排日運動一直關系密切”、南開大學為“當地排日之急先鋒”,這與南開的愛國、救國傳統是分不開的。“作為排日學校而有名的南開大學”自然成為日本軍方的眼中釘。九一八事變之后,隨即傅恩齡所編《東北地理教本》(上下冊)印行,當時即有評者曰:“在客歲九一八慘變未發生以前,該校師生,已知危機日迫,急起作東北研究會之組織,尋即有傅君茲編之作述,以覺國人,不可謂非得風氣之先。”特別強調“最后一章之詳列解決東北問題之消極及積極方面之政策等;語重心長,在今日疆土淪失,益當為讀者所不容藐視者矣。”(《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第1卷第2期,19324月)南開校舍于1937729日毀于日軍炮火(參見南開大學校長辦公室編《日軍毀掠南開暴行錄》,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被迫西遷,南開人所承受的痛苦與恥辱,正是那個時代苦難的中國人的代表。難能可貴的是,如張伯苓校長在得知南開被炸接受《中央日報》記者采訪時所言:“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中央日報》1937731日)南開校歌中所反復吟唱的“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巍我南開精神”也正是遍植廣袤中華大地、扎根悠久華夏文化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正是在這種強大的精神鼓舞和指引下,一代代南開人與時俱進,和整個中華民族一起,從苦難走向了復興。

南開的日本研究處于百年中國日本研究的前沿

百年來中國的日本研究,可以分為從五四運動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抗日戰爭勝利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好也是這一年召開)及其此后三個大的歷史時期。在每一個歷史時期,南開的日本研究都處于時代的前沿。

從五四運動到抗戰勝利這一時期南開的日本研究成果,從文庫中的《南開日本研究(1919-1945)》這本史料集可以窺見一斑。這一時期南開日本研究的前沿性成果主要集中在國際關系(包括中日關系,特別是日本與東北的關系)和日本經濟領域。這些前沿性成果的取得,與南開人對待日本的基本態度和研究思路有關。說到基本態度,我們可以再聽聽南開校董范源廉先生的話,他1925年來南開大學講演,此次講演稿《日本及其對于我國之經營》也收到了上述史料集中,他說:“我們對于日本不要恨她,嫉妒她。我們應該過細研究她。看她有何長處,我們有何短處。我們不可自餒,也不可自負。”(第16頁)這里所說的不恨不嫉妒、不自餒不自負,就是不要感情用事,要冷靜、客觀地分析;所謂“過細研究”,就是要研究具體問題,不是泛泛而談。為什么要研究日本呢?他說得也很干脆:“我們所以要注重日本、研究日本,是以為要在現在世界立腳至少也要有日本那點能力,以日本作為我們中國一個最近最低的標準。我們要是日本也不能及,我們無絲毫的希望。”(第22頁)這個“最近最低的標準”真的不簡單啊!再看看張伯苓在《日本研究》第2號(19302月)發表的《日本研究談》,其中說道:“稍為明白國際情勢的,都知到今后中日兩國間如無論感情是好是壞,但關系必較前更深,交涉必較前愈密;而中日兩國為求各自國家的生命能夠在世界存續計,必須相互扶助,不能相互猜忌,若果是相互猜忌,便是相殺也就是自殺。所以,想得到兩者相互扶助的真精神,在日本首先要努力設法消融中國人對日本的嫌惡心理,進而使中國達到能諒解程度;在中國便要努力設法了解日本的全內容,欲求了解,惟有研究。”這是從國際關系,特別是中日關系來談,其立意之真切明覺,不僅是日本研究者,即便在今天,兩國的政治家、學者,乃至一般民眾,仍當奉為圭臬。

《南開日本研究(1919-1945)》中的相關論著是否可以稱得上處于當時中國日本研究的前沿,尚待學術史家論證。僅從收錄的文章數量看,蔡維藩和傅恩齡兩位教授持續關注和研究日本的國際關系或中日關系,可作為那個時代南開日本研究相關領域的重要代表。值得一提的還有南開的日本經濟研究。當然,如上述史料集中所示,國際關系或中日關系中也包括經濟關系的研究。南開日本經濟研究的普及性成果主要發表在《大公報·經濟周刊》,從1933年到1937年,相關文章15篇,傅勤先、丁洪范、丁佶、王海波等,他們不僅對日本的工業、輸出貿易、財政政策等作了詳細的梳理,而且對日本經濟的總體發展趨勢和中日經濟關系的本質有精辟的論述。如傅勤先面對當時國內媒體“差不多千篇一律”地唱衰日本的“日本經濟已陷危機”的論調,指出“無論我們如何嫉視日本,無論我們如何排斥日本,然而事實我們不可不認識清楚。”不應“戴著有色眼鏡去觀察,再抱幸災樂禍的態度去批評”,強調“這種態度于日本無損,于我則徒然增加國人對日本的輕視及誤解。我們應當抑制我們的情感,用客觀的態度,從事實上去加以分析。”(《日本經濟果瀕危機?》,《大公報·經濟周刊》193338日。見鮑志芳編《<大公報·經濟周刊>南開學者經濟學文選》,南開大學出版社,2017年。)而面對當時甚囂塵上的“中日經濟提攜”的呼聲,丁洪范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對華經濟提攜的主旨非獨在攫取其必需的原料及軍需品,并且還在霸占中國的商品市場。”“中日經濟提攜的基本理論就是以中國為日本經濟集團的一分子,使中國完全地殖民地化以供給其工業及軍事所需的材料并且推銷其工業的生產品,而其駕馭中國的關鍵則在握住水陸空交通,使中國無論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都動彈不得。”(《中日經濟提攜》,《大公報·經濟周刊》1935828日。同上。)這樣扎實的研究態度和精辟的分析,是無愧于那個時代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聲譽的。

從抗日戰爭勝利到中日恢復邦交、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這三十余年,國際國內形勢都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日本經歷了從戰敗到重新崛起,中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內憂外患不斷,國家政策一直處于調整之中。這個時期中國的日本研究,主要是翻譯一些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成果和學習蘇聯的理論和成果。對南開大學而言,與國內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一樣,也是新中國成立之后日本研究的奠基階段。吳廷璆教授1949年從武漢大學調入南開大學,1964年創建了南開大學日本史研究室。這個時代南開大學歷史系所培養的俞辛焞、王金林、周啟乾、米慶余、王家驊等,都成為了后來中國日本史研究領域的代表性人物。1955年和1964年吳廷璆發表的關于日本古代史上的大化改新和日本近代史上的明治維新的論文,是那個時代中國日本史研究領域的拓荒之作。從1974年開始籌備,由吳廷璆主編、集南開大學和遼寧大學兩校日本研究者的力量,經過20年努力精心撰構出的《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是中國日本研究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巨著,其基本框架、敘述風格,我仍然認為是充分體現日本史研究“中國風格”的時代經典。吳廷璆關于日本史的論述,都收錄在文庫中《日本史通論》這一卷中,其詳情,請參閱楊棟梁為本卷所寫的導讀《新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吳廷璆》。

最近四十年來,南開大學日本研究從組織機構看,1988俞辛焞以日本史研究室為核心聯合全校日本研究者成立日本研究中心,2003年日本研究院成立,楊棟梁任首屆院長。從人才培養看,1978年在全國首批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1982年吳廷璆任國務院首批博士生導師,至2018年南開大學已經培養日本史專業方向的碩士生145名、博士生146名,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日本史研究和人才培養的重鎮。這是一個接力賽的時代,俞辛焞教授接過吳廷璆先生手中的接力棒,凝聚南開日本研究的力量,組建日本研究中心,該中心繼承了半個世紀前“滿蒙研究會”(后來改為東北研究會)、“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的傳統,自籌經費、自訂規劃,自謀發展。在積極向上、和諧融洽的環境中,各項工作個個都自告奮勇,在日本外交、日本經濟、日本思想文化、中日關系與文化交流等研究領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文庫作者中十四位教授(吳廷璆、俞辛焞、武安隆、米慶余、王家驊、王振鎖、楊棟梁、李卓、趙德宇、宋志勇、劉岳兵以及文學院的盧盛江、歷史學院的李凡、外國語學院的劉雨珍)都是那個時代的親歷者和見證人。每一卷都是他們在各種領域耕耘所灑下辛勤汗水的凝結。2003年成立的日本研究院,至今仍然是全國高校中唯一一家獨立自主的院級日本研究和教學實體機構。這一年俞辛焞離休,楊棟梁接過接力棒,在新的體制下,帶領南開團隊在全國日本研究的前沿陣地繼續奮斗。文庫作者中的幾位副教授(溫娟、劉軒、張玉來、喬林生、臧佩紅、尹曉亮)正是在此期間成長起來的新生力量。詳情請參閱中國日本史學會2019年年會論文集中楊棟梁、周志國的《建國七十年來南開大學日本史研究的創新性實踐》。

南開日本研究的特色在于重視基礎和服務中國

全面總結百年南開日本研究的特色,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做得到的,僅就給我感受最深的而言,至少有兩點,一是重視基礎研究,二是服務中國,解決中國自身的問題。兩者其實是統一的,就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經世致用的家國情懷。

南開的歷史上各種研究組織很多,與日本研究關系最深的,有1927年成立的滿蒙研究會和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滿蒙研究會成立一年后改名東北研究會,《東北研究會之工作及計劃》中所列兩項“本會之目的”,一是教育方面的,為“調查,演講,報告日俄兩國國情,及在我東北各種經營概況。”一是學術方面的,為“搜集正確研究資料,研究徹底解決方法。”其創設的緣起,無非也是出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曰:“即如今日,中俄問題甚囂塵上,然而吾人對蘇俄國內情形及中俄邊疆狀況,熟習或專門研究者,究有幾人?日俄人之實力,久矣夫縱橫深入于東北三省,夫豈條約或協定所能范圍乎?且彼邦人士,對于東北山川道路物產風俗之調查,無孔不入,公私研究機關,設備之完善,經費之雄厚,曾往東北觀察人士,當知吾言非謬。吾國方面,注意及此,相與立會作專門研究者而躬往考察,究有幾何?兩相對照,能不努力自奮乎!”(東北研究會編,《南開雙周》第4卷第1期,19299月。劉岳兵編:《南開日本研究(1919-1945)》,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504頁。)同年成立的社會經濟研究會,其宗旨也“非徒明了經濟學原理及外國之經濟組織,即為已盡經濟研究之能事;貴在能洞徹本國之經濟歷史,考察本國經濟實況,融會貫通,互相比較,以為發展學術,解決經濟問題之基礎。本校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即本實事求是之精神,努力于此。用實地調查之方法,搜集事實,以為研究之資料。”(《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1919-1949)》,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50-351頁。)所謂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實地調查,可以說是這個時期南開日本研究重視基礎研究的表現。

重視實地調查,這種學風是南開的優良傳統。其實在滿蒙研究會成立之前,不,是在南開大學還沒有建立之前,南開中學的學生就已經對東北進行實地調查了,還是南開中學學生的葉香芹,在《南開思潮》第2期(19186月)和第3期(191812月)的“調查”欄中發表了《奉天千金寨煤礦紀要》和《東三省十年來發達紀要之痛史》,義憤之情溢于言表。在前一篇的前言中說“遼東大陸,已在倭人之掌握。地棘天荊,可痛矣夫!吾今驅車過遼東,不禁有故國悲矣。嗚呼!豈僅一千金寨煤礦哉!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芹雖不文,敢不究其實,撮其要,恭告國人。”目的在于呼吁“吾同胞若磨礪以須,奮發振起,國事尚有豸乎。”寫第二篇報告的目的也是在于“愿愛國志士抉袂奮起,光我舊物,勿令臥榻之側,猶容他人鼾睡也。”(詳見劉岳兵:《關于日本,他們在<南開思潮>中說了些什么?——為總結早期南開日本研究的準備階段所做的準備》, 《人文》編輯部編:《人文》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將實地調查這種最基礎的工作放在首位,作為發展學術之必備,并且與切實解決中國自身的問題結合起來,這是當時南開大學許多研究機構和組織的共同特征,這一特征作為南開大學的辦學理念,1928年寫進了《南開大學發展方案》。

就是說南開辦學,與近代中國教育發展一樣,受時潮之激動,從學習日本到學習歐美,經過二十多年的摸索與跋涉,深感西方的經驗只有“中國化”才能夠在中國真正發揮作用。當時南開人用了“土貨化”這個概念,說“中國自有其天然特別環境,與夫傳統特別文明,適于彼者,未見適于此。外人之法制能資吾人之借鏡,不能當吾人之模范。革新運動必須‘土貨’化,而后能有充分之貢獻。此中國革新運動應有之新精神,亦南開大學發展之根本方針也。”特別強調“中國大學教育,目前之要務即‘土貨化’。吾人更可斷定,土貨化必須從學術之獨立入手。”那么“土貨化”究竟是什么呢?上述《方案》中明確指出“‘土貨化’者,非所謂東方精神文化,乃關于中國問題之科學知識,乃至中國問題之科學人才。吾人為新南開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國’、‘服務中國’二語。吾人所謂土貨的南開,即以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教育目標的大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校方為南開研究定了三項標準:“(一)各種研究,必以一具體的問題為主;(二)此問題必須為現實社會所急待解決者;(三)此問題必須適宜于南開之地位。”(募款委員會:《南開大學之方針與發展計劃》,《南開大學周刊》第60期(投考向導專號),19285月。《南開大學發展方案》,《張伯苓全集》第一卷,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80-282頁。)

這份九十年前的“發展方案”,對于我們今天的學術研究仍然具有普遍性的指導意義。首先,強調學術之獨立,既不要依附或盲信國外的理論,也不要空泛地做表面文章,而是要研究“具體的問題”,通過互相比較,做到融會貫通,這樣才能有助有發展學術,才能實事求是地“知中國”“認識中國”。而要真正認識中國,必須認清世界。尤其要先認清中國周邊國家的國情。日本研究的重要性,如上所述,范源濂、張伯苓都說得很懇切了。如何研究日本,當然也要強調學術之獨立,也要從研究具體問題出發,重視實地調查,要摘下有色眼鏡,放平心態,冷靜地細致地解剖,進行所謂“過細研究”;同時,還要“努力設法了解日本的全內容”,要對日本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南開大學之志愿,在謀學術之獨立,在整理事實,以為建設之根據,在用科學的方法,以解決中國之問題;簡言之,在‘認識中國’,在‘服務中國’。”(張伯苓:《南開之已往與南開之將來》(1927),《張伯苓全集》第1卷,第277頁。)其次,“服務中國”,就是學以致用,就是能夠為中國現實社會中急待解決的問題出謀劃策,南開的辦學理念又被歸納為“文以治國,理以強國,商以富國”,正是教育救國思想的集中體現。

1964年底,南開大學根據周恩來總理在高等院校中加強外國問題研究的指示,在歷史研究所設立了以吳廷璆為領導的日本史研究室,新中國南開大學有組織的日本研究,由此拉開了序幕。此后,以吳廷璆、俞辛焞、楊棟梁為代表,在新中國成立后的70年間,率領三代南開日本研究者孜孜以求,如何保持和發揚南開先賢創立的優良傳統?如何使南開日本研究的特色更加鮮明?這是我們一代一代南開日本研究者經常反思的問題。作為南開的后來者,我也知道“質梗之南開,只知以其樸實之成績,獻于社會,而不屑于為紙筆喉舌之宣傳也。”(黃鈺生語,募款委員會:《南開大學之方針與發展計劃》,《南開大學周刊》第60期(投考向導專號),19285月。)但作為本文庫的主編,我覺得有責任對百年南開日本研究的傳統和特色做一些說明。我相信,南開日本研究的特色沒有偏離過張伯苓、范源濂諸先賢的告誡,也充分體現了上述《南開大學發展方案》的基本精神。近年來我們的“智庫”工作和“與史料肉搏”、“回歸原典”的提倡逐漸得到了學界的認可(王金林:《提倡回歸原典的學術意義》,《光明日報》2019817日)或許可以為一種印證。

“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第1輯已出版的19卷,只是南開日本研究成果的一個階段性小結,衷心希望學界對我們的工作提出寶貴的批評意見。中國的日本研究,還任重而道遠。

2019925日發表于《中華讀書報》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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